关爱和 | 梁启超“新民说”格局中的史学与文学革命

                                     关爱和 

引言

19、20世纪之交，维新思想家梁启超在西风东渐、救亡图存的思想背景下，策动了以“新民救国”为主旨的思想启蒙运动。在梁启超的“新民说”的学术格局中，新人学为核心，新史学、新文学为两翼。“新民说”在考量与传播20世纪欧西国家民族观、国家观、历史观、文学观的基础上，呼唤中国传统学术的革命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成为中国近代促进国民进步、国家富强、民族崛起的思想先导。梁启超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学术框架和体系，推动了近代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一、“新民说”形成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在逃亡的兵舰中，梁启超有《去国行》一诗，抒写了“君恩友仇两未报”“割慈忍泪出国门”的惆怅。完成明治维新的日本，在梁启超心目中，是一个“种族文教咸我同”“驾欧凌美气葱茏”的国度。这让年方二十六岁的维新思想家，面对未来的流亡生活，充满着“潇潇风雨满天地”“前路蓬山一万重”的遐想。客居他国的梁启超，很快做出两个重要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学习日语。梁启超初入日本，与日本人交流，多用笔谈。在东京一年，从日本学者学习日本文法，并编辑《和文汉读法》。梁启超《三十自述》追忆此时“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能读日文而思想为之一变的原因在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欧洲之学大量涌入。面对纷至沓来的新知识、新学理，从学问饥渴的中国走来的梁启超，感到:“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通过日文阅读西方之书，使梁启超感到快乐。读欧洲、日本之书，痛定思痛，反思中国维新变法未能获得成功的原因，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于是梁启超便有了第二个选择:重操旧业，创办报纸，传播新知。梁启超秉持新民救国的宗旨，在旅日华裔的支持下，先后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报刊，开始了以文字“维新吾国”“维新吾民”的伟大事业。

  梁启超画像

《清议报》时期，梁启超开始使用“饮冰室主人”与“任公”的名号。梁启超在《自由书叙言》中解释“饮冰室”来自庄子“我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任公”出自他1900年所作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尽瘁国事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饮冰室”与“任公”的称谓都包含志在救世，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对于政变流亡，梁启超的感觉是:“愈压之则愈振，愈虐之则愈奋，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者，今时不过萌芽而已。”(《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65页)对于中国时局，又以为:“非用雷霆万钧之力，不能打破局面，自今日以往，或乃敝邦可以自强之时也。”(《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62页)1901年12月，《清议报》办满一百期，梁启超有《〈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以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概括《清议报》的特色。他这样归纳《清议报》文字的着力点和思想方向:

有《饮冰室自由书》，虽复东鳞西爪，不见全牛，然其愿力所集注，不在形质而在精神。以精锐之笔，说微妙之理，谈言微中，闻者足兴。有《国家论》《政治学案》，述近世政学大原，养吾人国家思想。有章氏《儒术新论》，诠发教旨，精微独到。有《瓜分危言》《亡羊录》《灭国新法论》等，陈宇内之大势，唤东方之顽梦。有《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有《埃及近世史》《扬子江》《中国财政一斑》《社会进化论》《支那现势论》等，皆东西名著巨构，可以借鉴。有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国美谈》等，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

由此可见，在《清议报》创办之初，国民教育与国民启蒙便是梁启超最重要的关注点。

1902年起，梁启超改办《新民丛报》。与《清议报》相比，《新民丛报》将办报宗旨转移到“维新吾国”“维新吾民”上来。10月，又创办《新小说》。两报创办后，销路甚好，主编梁启超因此也成为中国舆论界的风云人物。梁启超在晚年所著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回忆说:“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新民丛报》时期，也是梁启超逐渐脱离康有为思想窠臼，思想与学术渐趋成熟的时期。其叙述《新民丛报》时期的思想特点云:“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常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在经历与章太炎主编的《民报》的政治论争和报馆火灾后，1907年7月，发行量最高时达一万四千余份的《新民丛报》停刊。失去了《新民丛报》这一传播平台，梁启超舆论领袖的光彩也渐趋暗淡。

                《新民丛报》第4卷第9期封面

在作为维新变法亲历者的梁启超看来，19、20世纪之交，对于中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关节点。他说:“本朝二百年来，内变之祸，未有甚于此时者也。”“中国数千年来，外侮之辱，未有甚于此时者也。”这是一个新陈嬗代的时代。中国的唯一出路，在民族强大、国家强大、国民强大。而关于报人的责任，梁启超在《清议报》时期，将其表述为“广民智，振民气”;在《新民丛报》时期，表述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2页)。办报为文十年间，梁启超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民族自新、国民自强的事业。后人曾将梁启超1902年以后以“中国之新民”笔名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二十篇政论文章，合并为《新民说》，收入《饮冰室合集》中，并出版单行本。其实，梁启超在《清议报》时期“广民智，振民气”的文字，在《新民丛报》时期“维新吾国，维新吾民”的文字，都可以汇拢在“新民说”的框架中。“新民说”是19、20世纪之交梁启超所策动的以民族自新、国家自新、国民自新为目标的思想工程。民族自新工程为20世纪初波澜壮阔的中国带来希望的曙色。

梁启超“新民说”中“新人学”的核心是改造国民性问题。甲午战争中，大清帝国败于蕞尔小国，被迫割地赔款并引发西方强国瓜分中国狂潮的现实，使沉浸在“同治中兴”睡梦中的中国人幡然猛醒。严复所译的《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激发了中国人救亡图存的觉悟，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成为以“救亡图存”为伟大使命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中国近代气势宏大的思想启蒙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在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启蒙运动中，梁启超与严复是同道，但两人对新学理新思想的启蒙的定位有所不同。严复选择的是精英启蒙路线。严复对西方学术著作的翻译，涉及生物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逻辑学等多个门类。严译名著所建立的西学西来的通道，使“多读古书”的中国士大夫阶层知道，西方在船坚炮利之外，还有许多精深的富国阜民之学。与严复不同，梁启超登上政治舞台之初，所选择的即是大众启蒙路线。这与他办报人的经历有关，也与他以“觉世”为核心的文学价值观有关。维新变法时期，担任上海《时务报》主笔的梁启超以“先知有责，觉后是任”的热情信念，将变法维新的道理，以浅易通俗、热情奔放的报章文体传播到大江南北。出道的成功，坚定了梁启超“为椎轮，为土阶，为天下驱除难，以俟继起者之发挥光大之”的为文理念。以报章为言论阵地，以文字维新国民，成为梁启超驾轻就熟的思想启蒙方式。

《清议报》时期，梁启超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考的六十余篇文字，集中收入1899年成书的《自由书》中。作者在《叙论》中说明书名的由来:“西儒的约汉勒曰: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备于我焉，以名吾书。”书中《文野三界之别》以为:“国之治乱，常与其文野之度相比例。而文野之分，恒以国中全部之人为定断。”因此，“善治国者，必先进化其民”。《理想与气力》感叹“我中国四万万人”，“理想与气力兼备者几何人”。《国权与民权》以为:“苟我民不放弃其自由权，民贼孰得而侵之?苟我国不放弃其自由权，虎狼国孰得而侵之?”《中国魂安在乎》以为:“今日之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兵魂乃中国魂。兵魂的基础在人民对国家的认同，“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传播文明三利器》以学校、报纸、演说为文明传播利器。而小说在传播文明思想方面也让人刮目相看。作者希望:“吾安所得如施耐庵其人者，日夕促膝对坐，相与指天划地，雌黄今古，吐纳欧亚，出其胸中所怀块垒磅礴错综繁杂者，一一熔铸之，以质天下健者哉!”《自由书》之外，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上与国民性改造有关的文字还有《国民十大元气论》《爱国论》《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少年中国说》《论中国人种之将来》《过渡时代论》等。其《过渡时代论》描写今日中国道:

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语其大者，则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语其小者，则例案已烧矣，而无新法典;科举议变矣，而无新教育;元凶处刑矣，而无新人才;北京残破矣，而无新都城。

过渡时代的中国需要冒险性、忍耐性的人物担当道义。其《少年中国说》则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少年:

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到了1902年后的《新民丛报》时期，梁启超的“新民说”则更加系统，更趋深刻。《新民说·叙论》中说:“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浑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之后的《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以为:“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缺乏国民维新，是变法不能成功的主要原因。梁启超批评中国人因为缺乏国家思想，以致出现“联军入北京，而顺民之旗，户户高悬;德政之伞，署衔千百”的丑象，让人汗颜;中国人因为缺乏进取冒险精神，因此在天下万国中，“退步之速，险象之剧”，绝无仅有。中国如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哥伦布、马丁·路德探寻新大陆、改革旧宗教的精神。其他如权利思想、自由思想、义务思想、自治意识、进步意识、合群精神、尚武精神，《新民论》中均有提倡。其中的《论进步》一文，剖析中国两千年间群治缺乏进步的原因有五:一是大一统而竞争绝，二是环蛮族而交通难，三是言文分而人智局，四是专制久而民性漓，五是学说隘而思想窒。作者以梁启超式语体呼吁死寂沉沉的中国以“破坏”求“进步”，又以欧美国家的例子证明“破坏”是“进步”的前奏。

                     梁启超，《新民说·叙论》

                   《新民丛报》第1卷第1期

《新民说》专论之外，梁启超还有若干论国民性的文字，如《论独立》《说希望》《敬告我国国民》发表于《新民丛报》。其《论中国国民之品格》检讨数百年来中国文明的退化之迹云:“五口通商而后，武力且不足以攘外，老大帝国之丑声，嚣然不绝于吾耳。昔之浴我文化者，今乃诋为野蛮半化矣;昔之慑我强盛者，今乃诋为东方病夫矣。乃者翦藩属，割要港，议瓜分，夺主权，曩之侮以空言者，今且侮以实事，肆意凌辱，咄咄逼人。”国家见重于世界的前提，是国民品格赢得世界的尊重。梁启超把“爱国心薄弱”“独立性柔脆”“公共心缺乏”“自治力欠阙”看作国民品格的缺陷，作者希望从改善国民品格出发，提高国家民族的被尊重程度:“国民者个人之集合体也，人人有高尚之德操，合之即国民完粹之品格，有四万万之伟大民族，又乌见今日之轻侮我者，不反而尊敬我、畏慑我耶?”梁启超此类文字说理议论，在死气沉沉之中国和万马齐喑之中国思想界，如同黄钟大吕，让人警醒，催人奋起。

主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时期的梁启超是果敢敏锐、极富救国救民情怀的。从学问饥渴的中国，来到新知识新学理纷至沓来的日本，梁启超在建立西学东来通道、向国人传播新思想的同时，引导国人清醒面对百年来天朝上国变而为老大帝国，文明礼教之民变而为东亚愚昧病残之民的现实，从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人民自由幸福的高度，反省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国民精神品格存在的缺陷，以扫荡沉疴痼疾，再造国民精神的魄力，呼唤以改造国民精神为主要内容的“新民救国”运动。梁启超自称是“思想界之陈涉”，应该是实至名归的。

二、“新史学”

梁启超“新民说”中“新人学”的立论，是改良国民、救亡图存思想启蒙的主体。围绕对“新人学”理论的阐发，20世纪初的梁启超还致力于“新史学”“新文学”的建设。“新史学”“新文学”从改良学术入手，以新学说、新学理、新观念支撑思想启蒙，支撑改良国民，支撑民族复兴。在梁启超“新民说”中，“新人学”是总目标，是核心;“新史学”“新文学”则是辅佐“新人学”的左右两翼。中国旧有的传统学术在西风东渐之后已是千疮百孔。支撑本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新的学理、新的学术。梁启超1902年在《新民丛报》发表《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阐述学术与新民之关系云:“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我国屹立泰东，闭关一统，故前此于世界推移之大势，莫或知之，莫或究之。今则天涯若比邻矣，我国民置身于全地球激湍盘涡最剧最烈之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苟不自新，何以获存?新之有道，必自学始。”同年，梁启超发表于《新民丛报》的《释革》一文云:

夫淘汰也，变革也，岂惟政治上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以日人之译名言之，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

                      梁启超，《释革》

                    《新民丛报》第22期

世界大势进入“天涯若比邻”的时代，中国恰处在竞争最剧烈之场，中国人没有退路。中国学人只有斟酌古今，考量中外，引进学理，变革学术，走国民自重、国家自立、民族自新之路。

20世纪初肇始的史学革命，对国家自立、民族自新的大事业而言，意义重大。如果说梁启超的“新人学”讨论的是打造什么样的国民精神和国民品格，回答的是“我到哪里去”的问题的话;那么其“新史学”讨论的是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与发展，解决的是“我从哪里来”的问题。在晚清，讨论“我从哪里来”和讨论“我到哪里去”同样重要。因为“我从哪里来”牵涉到民族与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团结、凝聚、发展的情感基础。

在近代中国，随着“进化论”的传播，优胜劣败的思想不胫而走。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渐次完成其民族国家的重建之后，中国的民族与国家认同，便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所关心和关注的问题。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如何从历史和现实、政治与文化的双重角度完成国家与民族的认同，对于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做出了极具建设意义的探索。梁启超在其发表于1900年的《少年中国说》中引入西方近代国家学说，以为国家是近代欧洲走出中世纪之后以民族为基础而形成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它包含土地、人民、服从法律、享有主权等要素。这种意义上的国家，在欧洲也不过百余年的历史。以这种国家理念衡量中国，中国不是老大帝国，而是尚在襁褓之中的少年中国。梁启超发惊人之语曰:

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

黄帝子孙，聚族而居五千年，只有朝代之名，没有国名，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判断。依据这一判断，“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少年中国在梁启超心目中，是“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的中国，是“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的中国。

自《少年中国说》后，梁启超对国家与民族的讨论一发而不可收。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中国史叙论》，对中国史问题发表了很多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宏论。

首先是国家与国史之命名问题。梁启超以为:

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戾尊重国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贻讥旁观。虽然，以一姓之朝代而污我国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诬我国民，犹之不可也。于三者俱失之中，万无得已，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称之曰“中国史”。虽稍骄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我同胞苟深察名实，亦未始非唤起精神之一法门也。

在一姓之朝代如“汉”“唐”，外人之假定如“震旦”“支那”，约定而俗成如“中国”“中华”的三个方案中比较，梁启超倾向于使用“中国”为国名。超越一姓之朝代，以“中国史”的名称来称述国史。这样称呼，可以唤醒国人的自尊、自信。

其次是中国史所辖之区域及人种。梁启超认为:中国史所辖之地域，应包括中国本部、新疆、青海西藏、蒙古、满洲五个部分。中国史范围中的人种不下数十，但最重要者是苗、汉、土伯特、蒙古、匈奴、通古斯族六种。梁启超的这种界定，从晚清的疆域、民族、政治、文化的现实出发，摆脱中原与边疆、华夏与蛮夷中的许多问题纠缠，断言五大板块、数十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国，也共同成为中国史的主体。

再次是纪年和历史时代划分。在耶稣纪年、黄帝纪年、孔子纪年的争论中，梁启超支持孔子纪年。其理由是:“孔子为泰东教主，中国第一之人物，此全国所公认也。而中国史之繁密而可纪者，皆在于孔子以后，故援耶教、回教之例，以孔子为纪，似可为至当不易之公典。”

中国史以黄帝为开端，其数千年历史可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竞、自团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又中央集权之制度日就完整，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将五千年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已是以简驭繁的极大成功;而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的概括，更是神来之笔。这一经典概括，影响极为深远。

                      梁启超，《新史学》

                     《新民丛报》第9期

此后，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历史上中华民族之观察》《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中国地理大势论》等文字，继续将“中国史”有关问题进行深化。其主要贡献如下:

一、“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与使用。梁启超在其发表于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中提出以“中国”为国家之名，同时又使用“中国民族”作为民族之名。“中国民族”的称谓到了1902年写作《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时已经改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既指汉族，又指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1905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历史上中华民族之观察》，已经比较自然地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词汇。作者通过对中国历史的考察，“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这一“悍然断案”，与“中国”名称的使用一样，同是石破天惊之语。在“中国”和“中华民族”的称谓下，黄河、长江流域孕育绵延五千年、纷纭复杂的东方文明，在梁启超所阐发的符合世界通义的国家与民族学理中获得统一，成为政治与文化双重意义上的共同体。此后，“中国”与“中华民族”的称谓不胫而走，日趋丰富。梁启超的初创之议，功不可没。

二、鼓吹新史学与史界革命。梁启超1902年所写的《新史学》认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史学是民族团结、群治进步的基础。史学在中国虽然发达，但与国民进步无关。中国旧史学有四弊: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有此四弊，复生二病: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对于读者来说，恶果有三:难读、难别择、无感触。梁启超说:“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必须有新史学，必须有史学革命。“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梁启超心目中的“新史学”，一是须叙述进化之现象，二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三是叙述人群进化现象之后的公理公例。梁启超说:“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吾愿与同胞国民，筚路蓝缕以辟此途也。”

三、礼赞中华民族。在“新人学”国民性改造话题中，梁启超批判反思的词汇居多;在“新史学”论及“中华民族”的话题时，则充满着骄傲与礼赞之语。写于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礼赞中华曰:

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西人称世界文明之祖国有五:曰中华，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国亡，其文明与之俱亡。今试一游其墟，但有摩诃末遗裔铁骑蹂躏之迹，与高加索强族金粉歌舞之场耳。而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

近代以来，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原始文明的这一论断，曾鼓舞了多少救国救民的志士仁人，而此说的创始者是梁启超。

对东方文明来自骨子里的骄傲自信，在世纪之交，构成了强大的思想与精神气场。梁启超“新史学”借鉴西方建立民族国家的成功经验，传播现代民族主义理论，唤醒中国人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其“中国”“中华民族”概念的创造性使用，显示出巨大的开放性和包容力，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意义非凡。“新史学”号召历史书写与研究走出知朝廷而不知国家，知个人而不知群体，知陈迹而不知今务，知事实而不知理想的误区，成为“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梁启超身体力行，着意从泰东历史文明中挖掘可以让中华民族引为骄傲的思想资源，使“新史学”的建设，紧紧围绕民族自信自立的宏大目标。

三、“新文学”

在构筑新民救国的理想时，梁启超充分意识到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新民救国既然是一场更新国民精神、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启蒙运动，文学作为国民精神的重要表征，无疑是“新民”所不可忽视的内容;而文学自身所具有的转移情感、左右人心的特性，又是“新民”最有效的手段。

从国民精神进化而言，文学需要自新;从促进国民精神进化而言，文学又担负着新的责任。对文学，梁启超抱有“自新”与“他新”的双重期待。而文学只有“自新”，才能担负起“他新”的责任。梁启超发起的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在服从“自新”“他新”的需要的前提下，对不同文体提出了不同的革新目标。

先说文界革命。近代报章文体兴起之前，文坛占主导地位的文体，一是桐城派的文人之文，一是汉学家的述学之文。桐城派以唐宋以来奇句单行古文传统的继承者自居，为文讲求言之有物、言之有序，文风雅洁尚简，擅长纪事、山水、书序、碑志等文体的写作。其“义法”旁通于科举之文。汉学家游弋于古代典籍之中，以广博厚重示人。其述学之文援引故实，求尽求详，然不免曲折奥衍。梁启超将桐城派文人之文与汉学家述学之文，都归于“传世之文”的行列。在国家民族生死危亡之际，其青睐属意的是“觉世之文”。而“觉世之文”的最好载体，就是刚刚兴起的报纸媒介。

1896年，强学会在上海办《时务报》，二十四岁的梁启超为报纸主笔。《时务报》把“开民智，雪国耻”作为办报宗旨，梁启超以浅易通俗、热情奔放的报章文字鼓吹变法，取得了“举国趋之，如饮狂泉”的极大成功。1897年梁启超与严复的信中以“为椎轮，为土阶，为天下驱除难，以俟继起者之发挥光大之”概括办报为文的主旨。靠近最广大读者，传播新思想新学术，是梁启超报章之文成功的两大支点，也是他日后文界革命的起点。梁启超《夏威夷游记》(1899)记载:“读德富苏峰所著《将来之日本》及《国民丛书》数种。德富氏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欧西文思，即欧洲之学中的新思想新学理;雄放隽快之文，即节奏明快是非立判的文字。以此为起点的文界革命，首先应该撑起的是民族、国家、国民自新的大业。其次应该造就自由表达、自由书写的文体。围绕上述两大目标，梁启超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所创造的“或大或小，或精或粗，或庄或谐，或激或随”，“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表现力强大的“新民体”，成为“文界革命”的成功作品。“新民体”是近代散文从书斋深宅的“传世”之作到报章传媒的“觉世”之作，从古雅深奥的文言到妇孺可解的语体之间过渡与转换的“中间物”。

再看诗界革命。“诗界革命”之语，首见于1899年发表的《夏威夷游记》:

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

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

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

之后，梁启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上开辟“诗界潮音集”“饮冰室诗话”“杂歌谣”等专栏，继续讨论诗界革命。在《饮冰室诗话》中，梁启超仍坚持新意境、新语句、古人之风格，是诗界革命成功作品的三个要素。但为了避免新语句与旧风格不相融洽的问题，他强调诗界革命“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依据旧风格含新意境的标准评价时人之诗，梁启超以为夏曾佑、谭嗣同戊戌之前所作的“新学诗”有“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的倾向，而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新派诗”，才是“近世诗人中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典范。《饮冰室诗话》还提倡以诗界革命之新诗，陶铸雄壮活泼沉浑深远的国民精神，打造不依傍古人，求新境于异邦的新诗传统。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自言“向不能为诗”，“往往为近体律绝一二章，所费时日与撰《新民丛报》数千言论说相等”。东渡后，是梁启超情绪高昂的年头，其《壮别二十六首》《太平洋遇雨》《志未酬》等诗作，新语新意迭出，实践着其“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歌主张。

在梁启超的“文学界革命”中，“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最为深远。戊戌变法之初，小说移风易俗、为百姓喜闻乐见的特点便引起康有为、严复、夏曾佑的注意。但“小说界革命”的发起人是梁启超。梁启超到日本后，对日本流行的政治小说十分欣赏。《清议报》首期便设置“政治小说”专栏，并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序言以为:“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小说学之在中国，殆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者矣。”作者为国人编制了西方“小说救国”的神话:“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从“新民救国”的需要看重小说。

1902年《新小说》创刊，梁启超有《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作为发刊词。此文开宗明义，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新民必新小说的原因，在于小说有熏、浸、刺、提四种不可思议的支配人道之力，有易感人之特性。因而，“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中国群治中的乱象，诸如状元宰相思想、江湖盗贼思想、权谋诡诈机心、轻薄无行习气等等，其总根源在旧小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成为20世纪小说界革命的宣言。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

                  《新小说》第1卷第1期

在《新小说》创刊号上，梁启超推出了他本人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这是作者酝酿多年，构想宏大，以演绎政治理想为主题的政治小说。作者试图将演讲、辩论、游记、新闻、译诗等文类融合在小说中，而对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描写等基本元素不甚关注。小说连载至第五回时，作者便中断了写作。小说作品缺失小说必需的要素，其写作也势必难以为继。

梁启超政治小说的创作虽然未能取得成功，但其对小说的改革期待获得了社会的积极响应。小说界革命把小说与新民救国的宏大目标联系在一起，被推为文学之最上乘，提升了小说在文学体裁中的地位。随着小说地位的提高和阅读需要，各类专门刊载小说的刊物纷纷问世。在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之后，《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相继创刊。小说的作者队伍不断扩大，并出现了以小说创作和翻译为职业的小说作家群体。政治小说、谴责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令人目不暇接。小说堂而皇之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巨大家族。

受时代风气影响，梁启超在使用“小说”的概念时，常常包含戏曲。其论及小说界革命时，常将《西厢记》《长生殿》与《水浒传》《红楼梦》相提并论。戏曲与小说共同具有浅而易解、乐而多趣的文体特征，而戏曲在梁看来又是中国韵文进化的顶点。戏曲和小说一样，应该共同成为“新民救国”的重要资源。梁启超在1902年前后，身体力行于戏曲革新，创作了《劫梦灰》《新罗马》《侠情记》《班定远平西域》等剧本，在《新民丛报》《新小说》上刊出。“借雕虫之小计，寓遒铎之微言”，在每一部剧中，梁启超对启发蒙昧、改良群治的创作宗旨再三致意。梁的剧作重视议论寄托，充满情感张力，且开创了“以中国戏演外国事”的先例，影响甚大。借三尺舞台演绎中外兴亡故事，以曲词宾白叙写新民救国情怀，成为文人的一时风尚。

梁启超在20世纪初策划的文学革命，揭开了文学变革的序幕，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导。在以文学促进社会变革方面，梁启超既是思者，又是行者。“自新”中的文学，在20世纪之初，勉力担负起“他新”的职责。

结语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1901)指出:“过渡时代者，实千古豪杰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剥而复，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梁启超充满自信地预告:这是一个中国可以大有作为的时代。中国曾是千年间寸地不进、跬步不移的东方古国，现在“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激，为十九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一定可以幡然猛醒，跋涉苦辛于维新之道，在凤凰涅槃、民族自新之后，重新崛起为东方大国。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古老中国的浴火重生，梁启超致力于新人学、新史学、新文学的事业，成为19、20世纪之交思想启蒙运动的引领者。

在西学东渐呈现汹涌之势的背景下，梁启超乐观地预言:“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泰东文明与泰西文明结合的最高境界是兼容并包，为我所用。梁启超认为:“新民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本无而新之。”本民族文化需要淬厉其已有，外来文化需要采补我之所无。淬厉其已有需要创造性转化，采补我之所无呼唤创新性发展。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原载于《文学遗产》2018年05期

本期编辑：小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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